这篇文章说的选择权，不是一种权利，是一种能力。
选择权，不是我要有选择最好生活、最大回报交易、或者最有利决策的权利，而是，在现实情境下，为自己做出选择并执行的能力。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，能够帮助我们获取自主感和力量感。
受害者思维
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人，将责任和原因归于外界，觉得自己做任何事都是被逼无奈，永远被动，生活无力。他们常常把“必须”、“应该”、“不得不”、“没办法”这样的词语挂在嘴边，言语间透露出一股无奈，不认为自己有选择权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受害者思维”。
受害者思维习惯于外归因，外界让我别无选择，我所有的结果和状态都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，跟我自己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受害者思维永远不会承认，他的选择贡献了什么。
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人抱怨婚姻不幸，另一半不温柔体贴不顾家，每天的生活备受煎熬，自己忍受一切，看不到希望；而这些都是对方造成的，只有对方改变才能扭转这一切。
他坚信自己是别无选择的，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人造成的，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不能意识到正是他自己选择了接受这一切，并且选择不采取行动；他也选择了用抱怨的方式去面对而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；同样，他也选择了允许别人用不合适的方式对待自己。
所以真相是，并不是他失去了选择权，而是他进行了自我剥夺，把自己安放在没有选择权的位置上。
由于看不到这些选择，才让他处在受害者位置不能自拔，受害者位置又让他有理由不断的指责别人让他毫无选择，继续强化，因为这样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，也不需要改变自己。
这就是为什么有受害者思维的人，很难跳脱出来，会不断的自我设限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遍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而没有任何改变。
选择权是如何形成和失去的
任何能力与品质的形成，都可以回溯到儿童期，选择权也不例外，它跟我们的自主、控制以及责任感密切相关。
当婴儿开始能区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也就是区分我和你以及他是不同的个体时，就会萌发出自主和控制的愿望。这会表现在，以前可可爱爱软软嫩嫩的小婴儿，可能会每件事都对你说“不要”，通常会发生在2岁左右的年龄。
在这个阶段，小婴儿通过各种方式证明，我的事情由我自己来控制和决定，我选择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有时候我只是为了证明我跟你不同所以才喜欢说不。 这个年龄段，也就是选择权获得的基础，自主和自我控制感。
有了这两个基石后，我们还需要的就是责任感，责任感最初萌发于幼儿期，大约在3-6岁的阶段，也就是幼儿园的阶段，在这一阶段当孩子的探索行为被允许和鼓励后，就会形成主动性，也就是责任感的基础。
具备了自主、控制和责任感，在成年后的生活，就会建立起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相信我有选择权，并且我愿意为我的选择承担责任。当我们在关系里冲突的时候，我可以选择继续发泄情绪让冲突升级，也可以选择平静下来，去理解自己和对方的受伤。有时候，即便我做了糟糕的选择要承受后果，我也不会因此而放弃选择权，因为我知道没有选择权的人生，是不属于我的人生。
知道了选择权是如何形成的，也就对如何失去容易理解了。
在儿童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有一个控制欲或者保护欲非常强的养育者，对我们做了诸多强硬的限制，让我们失去探索的自由，自我控制的权利以及主动探索的积极性，那么成年后我们就会把童年期那个控制的父母泛化到生活各个方面，我们的伴侣、朋友、公司的领导乃至我们的孩子，这样就能让我们不断重复自己早年熟悉而难以挣脱的模式。
如何重获选择权
对于这样的局面，要如何突破呢？
首先，要把自我协调的受害者思维转变为自我不协调，“受害者思维”对于事情的理解和信念是自我协调的，只有把这种自我协调转变为自我不协调，才有可能看到他是如何放弃了选择权。可以试着用自我对话的方式：“在这件事情中，我做了什么，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？有哪些部分是跟我有关的？是不是由于我的允许，对方才会这样对待我？”
打破自我协调后，事情就会发生转变，一旦我们跳出受害者思维，就会意识到，原来这一切是跟我自己有关，我可以有选择，我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
下一步就是要有意识的练习，在《非暴力沟通》里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，列举出你“不得不”的事情，试着用“选择做”去代替“不得不”三个字，然后重新描述事件，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，这种不一样的体验，就是改变的动力。
比如，“我不得不每天工作”，如果用选择做来替代描述，就可能是“我选择每天工作加班，因为工作为我提供了生活保障以及社会参与感和价值感，这是我所需要的。”
可能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描述出“选择做”的动机，因为缺乏对自我的认识，但只要开始有意识的去思考这一部分，内在的动机和能力都会慢慢呈现。
最后，有选择权的人生，才是真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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